充分认识文物的物证作用

2019-05-14 17:58:22 来源: 襄阳信息港

充分认识文物的物证作用

司法判案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伤害罪,必须找到伤害的器械作为物证,才能有助于判案的准确性。对于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如能像司法判案一样,多一些物证,历史就会清晰得多。

文物的作用之一就是证史,为历史提供物证。对此,恩格斯早有论述。在《论日耳曼人古代历史》中,恩格斯说:“在塔西佗和托勒密以后,关于日耳曼尼亚内地情况和事件的文字史料便中断了。但是我们得到了其他一系列更为明确的史料,这就是可以归入我们研究的各时代的许多古代文物。”又说:“凡是托勒密的证明中断的地方,出土的文物都能接下去加以证明”(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

我们为什么要把杀害李大钊的绞架收藏保护起来?因为那是反动军阀杀害李大钊的铁证!同样,我们也要很好地收藏保护诸如杀害刘胡兰的铡刀这一类文物。收藏保护这类文物可能会引起我们感情上的冲突,但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原则处理问题。

不久前,有关部门召开了“国保单位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推荐标准研讨会”,就如何把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位”)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研讨。本来,评审国保单位,国家文物局制定有一个通用的原则和标准的。但近现代的史迹与古代不同,离我们生活太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感,难免触及人们的感情因素,同时有些人和事又有某种程度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所以,在过去在入选国保单位问题上,革命的史迹容易获得通过,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某些史迹、反动势力残害人民的某些史迹、处于革命对立面的某些史迹以及在革命阵营中某些犯过错误的重要人物的史迹,往往很难通过。鉴于此,对近现代史迹入选国保单位问题单独拟定出几条原则和标准就很必要了。

在研讨中,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好意见。笔者觉得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确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确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的就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保存历史的见证物。一位专家说得好:上国保单位不是上光荣榜。一个史迹能否上国保单位,不是我们对它有什么感情上的偏爱,而是在于它能见证一段历史。譬如,蒋介石祖居、祖坟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做,并不是对蒋某人有什么偏好,而是因为他在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现在专家们提出把日本侵华时期制造的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皇宫列入国保单位,目的也是见证日本侵略的罪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顾名思义,就是对那些具有全国性、全局性影响的人物、事件的史迹,重点加以保护,保留,保存,使之长期存续下去,不致损毁。

其次,对近现代各类史迹的保护,要有一个大致的平衡。历史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就政治层面而言,起作用的不仅有进步的、革命的力量,也有保守的、反动的力量,还有一些中间力量。作为历史的见证物,国保单位在评审中,要考虑到历史的多样性和完整性,使历史遗存的方方面面的保护获得一个平衡,从而全面地反映历史面貌。平衡不是平均,应该有主有次,代表性、典型性史迹不致遗漏就可以了。注意了平衡,也就注意了公平。有人说,蒋介石(史迹)可以上国保(单位),为什么陈独秀(史迹)不能上国保(单位)?反映了一种呼声。

再次,要把握一些政策界限。影响及于全国、有全局意义的史迹是很多的,不可能一次性地全部都上国保单位,这就要根据情况设置一些政策界限,那些先上,那些后上,那些不上。特别是那些涉及情况比较复杂的人和事,更要谨慎从事,以免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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